近日幾樁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兒少人權事件包括：一位4歲時因父母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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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父親生活的女童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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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蹤多年後被證實已遭生父殺害；一位接受感化教育的黃姓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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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學打到肋骨裂傷；一位買姓少年在進入少年輔育院後1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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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度進出醫院後死亡。類似的不幸故事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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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福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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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18分鐘就有1名兒虐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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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31分鐘就有一人需要救援，近10年間，兒虐事件增加超過2.5倍，顯見兒虐事件已愈趨嚴重。台灣在 1993年修正通過《兒童福利法》，確立以「兒童最佳利益」為處理兒童事務的最高原則，並且建置「出生通報制度」、「身心障礙兒童指紋檔案」、「設置兒童福利專責單位」等。此外，為呼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潮流趨勢強調「尊重兒童權利與自由」的政策理念，台灣在2011年訂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儘管就法論法，台灣對兒童人權與福利的保障已更趨於完整，但實際上，台灣兒童人權的保障究竟如何呢？根據學者研究指出，兒童虐待與虐殺案件與家庭經濟有一定的關聯性，如長期失業及高風險家庭，兒虐事件的比例就相對比較高，可見如果要降低兒虐事件，就基本面來說，提高低收或瀕臨低收家庭的相關補助、增加就業機會、改善生活，能收治本之效。這次九合一大選，很多候選人甚至選民都公開表示，經濟議題不重要，然而就連虐兒都與經濟情況有一定的關聯性，怎麼能說經濟不重要呢？理性與務實地透過經濟運作來提高社會福祉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護理人員應落實「通報」受虐兒童與少年事件，尤其急診護理的第一線人員，他們的敏銳性與積極性對降低受虐兒受傷害的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此外，政府應增加社工人力，改善日趨嚴重的兒虐情形。先進國家平均每名社工負責調查12個案件，台灣每名社工必須背負一百多個案件，由於工作負荷過重，工作條件不佳，以至於社工流動率很高，造成兒童保護體系無法發揮持續有效的功能。雖然政府與民間團體都提供了通報的窗口與介入措施，但是一般大眾普遍而言，仍顯冷漠，而在強化社會大眾觀念與心態的同時，更應建立社區安全維護網，這次九合一大選全台選出了7851名村里長，不要小看這最基層的公職人員，他們在社會安全與減少家暴、兒虐事件上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如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曾經連續4年獲選為內政部「治安標竿社區」，也兩度得到衛福部「社區防暴創意競賽獎」，關鍵就在於該里有一位熱心且善於運用各種社會資源的里長劉秀英，讓里民建立了「暴力零容忍」的社區意識。一個里長就可以發揮這麼大的功效，層級更高、資源更多的高層公職人員應更能發揮整合的功能，畢竟虐兒不是單純的家庭問題，也不只是社政單位的責任，例如前述經濟問題，如家長失業等，往往是造成虐兒的主要原因，所以包括勞工局、衛生單位、教育單位等機構也要共同配合。各級民意代表應該重視兒童人權相關個案，監督行政官員對可能虐兒個案要積極介入，發生不幸個案，監察院就要主動調查，令公務員知所警惕，媒體亦應重視虐童事件，形成輿論壓力，政府及社會全面合作，才能真正降低兒虐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