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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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美安保條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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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以岸信介喪權辱國而使其黯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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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官房長官大平正芳用「寬容與忍耐」應對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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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以其為「低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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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與大平在一場合中請教於安岡，得到的回答則是：「高或低都非所宜，應該是用『正姿勢』。」講出為政者只有「正姿勢」，正是安岡歷史與道德的高度，他是陽明學者，跟許多事物一樣，王陽明的心學雖在中國產生，他的學問卻在日本發揚光大，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就多以此為依歸。王陽明講「知行合一」，在此，歷史與道德不是概念之事，是生命主體的觀照與實踐。這樣的歷史與道德、主體與實踐，一樣出現在安岡參與的日本天皇的「終戰詔書」裡。當時，內閣已草擬的詔書請年方47的安岡修改，在投降理由裡，安岡用了一句「義命之所存」，卻被內閣以「百姓不懂」及「無此詞源」為由，換成了「時運之所命」而發布。「時運之所命」是時勢所逼，這是事實；而對安岡之所以用「義命所存」，儘管大陸學者有以「狡辯之詞」視之者，但安岡的解釋則是：「將戰爭進行到底這種想法本身，就存在著錯誤，所以必須結束戰爭。」有這想法，就可為日本留住一點文化命脈，而也的確，戰後的安岡就是以歷史的高度存在著。這歷史的高度使他成為歷任總理的指南，他所成立的「全國師友會」也成為戰後日本管理思想及弘揚中國古典文化的重鎮，許多政商界人士都加入了此會，有人因此以他的影響力有如學閥，但在此，卻不得不承認，他使許多人在談事論政上，都站在歷史與道德的高度。他說：「不學習歷史的人，是給自己的靈魂戴上黑色的墨鏡。」、「越是從自身內心開始認真學習的人，越有能力真誠撼動這個世界，所以國家和世界的進步，首先要通過個人的、個性內面的進步才得以實現。」他以天台宗傳教大師最澄的「一燈照隅，萬燈照國」一語，希望世人嚴格修鍊自己，才能照亮國家。而他的影響，在他1983年辭世後也依然持續著。安岡這樣的人，在中國，過去稱為「國士」，他有道德的高度，有歷史的視野，有是非的堅持。而能有國士，不只要有這樣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社會，尤其執政者知道「禮敬國士」，不只希望在此得到政事與人生的指引，還更知道有些事物是超越於權力與現實之上的。能如此，則「君子之德，風」，尊重這種人，則「草上之風，必偃」，社會就能走向正向之路。這些年來，台灣的徬徨，就跟少了這塊有關，或更甚地說，是我們過度擴充了民主一人一票等值的觀念，將所有事物都放在簡單量化的角度，而忘了乃至不相信有生命或歷史高度的存在。想到安岡，就不免想到20幾年前因宿舍問題而被辱的錢穆，在當時，能為這史家及儒者說話的社會有力人士幾乎沒有，他也鬱鬱以終。錢穆的歷史觀及對中國文化的詮釋當然不必人人贊同，但他始終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待現實的立場卻是清晰的，而以這樣的人物面對台灣的政治現實竟如此孤單，能不令人興嘆！何況事後也證實控訴與指摘都是莫須有的，而這些年竟也少人再反省此事，台灣自絕於此，也難怪只能在讖緯中求其安慰。想到安岡正篤，嘆如今國士何在！台灣常自詡受日本文化優秀一面之影響，但要說禮敬國士一事，真還不知讓人如何落筆！（作者為台北書院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