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電影最具權威的「金馬獎」50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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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人對它有不同的愛恨情仇；大陸《網易娛樂》專訪金馬影展創始人徐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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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享侯孝賢、楊德昌、李安、蔡明亮等大導演的金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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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砌出風華璀璨的金馬歷史。
金馬獎誕生於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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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兩岸對峙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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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鼓勵優秀國語電影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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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聞局主辦此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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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5屆沒有入圍名單、星光大道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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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聽名稱取自「金門」、「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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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政治介入色彩嚴重，前３屆大多是台灣本土影片，慢慢有港片進入，找香港人當評審，有很長的時間由台、港影人競技，與大陸交流不密切，主要是怕衝擊台灣的電影市場。
拋開道德觀束縛
1980年，電影發展基金會附設圖書資料館館長徐立功，為了讓年輕人看到國際上的優良影片，催生了金馬國際影展，讓過去禁止在台放映的大陸、日本電影有機會被引進；早期日片不准在台灣映演，但日本統治台灣50年，老一輩對日本文化有感情，果然轟動，有許多南部人搭遊覽車北上看金馬影展，一張50元的門票被黃牛炒到200元。
早期有些左派電影不能放，徐立功認為影展應拋開道德觀束縛，即使拷貝從大陸先運到香港、再帶回台灣，有點像走私，但金馬影展從藝術角度引進這些片子，呈現老一輩人的生活，讓他們得到安慰，政府也意識到藝術不該被政治介入，逐漸開放了。當時蔡明亮還是大學生，為了看片當工讀生，幫忙賣票、剪票，只為能在場內欣賞。後來，徐立功到中影當製片，這些年輕人成了他最大的助手。
新電影浪潮壯闊
1980年代「新電影運動」興起，吳念真、朱天文、侯孝賢等人陸續入圍得獎，和香港商業片平分金馬；不過，金馬當時仍因政治和社會意識，在一些獎項、尤其是最佳劇情片留下許多瑕疵，例如1989年侯孝賢《悲情城市》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卻因片中有國民黨的內容，在金馬敗給港片《三個女人的故事》，氣得侯大罵「我恨它，它恨我」。
楊德昌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成本透支，差點喊卡，所幸徐立功協助調度資金，終於完成，獲得５項金馬入圍；李安也在徐的慧眼下拍了《推手》、蔡明亮拍了《青少年哪吒》，中生代的導演萬仁、柯一正分別拍了《胭脂》和《娃娃》。
藝術與商業結合
此時，台灣「新電影」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李安《飲食男女》、楊德昌《獨立時代》接連獲獎，香港的王家衛、陳可辛和陳果也成氣候，讓1990年的金馬獎成績單無可挑剔；後來更開放大陸片參賽，《陽光燦爛的日子》首次入圍就獲得最佳劇情片，也讓金馬獎越來越公正、開闊。
蔡明亮多次落馬，對金馬又愛又恨，曾說過永遠不再參加金馬獎，但今年作品還是來了；就像他對作品的執著，他個性天真，曾跟徐立功說：「我第一部電影有５個觀眾，第二部片就有10個、第三部就有15個…」徐打槍：「你第一部是５個，下一部可能只有３個，然後就沒了。」也因這份執著，就像他覺得李康生對他好，曾賣房子湊錢給他拍片，他就將李視為此生最大知己，每部片都是他當男主角。
過去，華語片在國際舞台發光，主要是西方仍把華語片當第三世界的電影、很稀奇；現在，華語電影已被放在同等地位競賽，或許有些人批評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少了商業味，但若沒有他們，電影永遠被當作純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的影響力，是不容被否定的；但商業也可以和藝術成功結合，例如李安的《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