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NGO新法衝擊專題之三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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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簡樸的工人服務組織辦公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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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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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明年即將實施的境外NGO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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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感到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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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未來是否還能從境外申請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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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能做什麼。非政府組織（NGO），在中國大陸稱社會組織，包括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提供社會服務為主的「民辦非企業」。若要成為合法的社會組織，早期規定必須找一家現有的機構單位掛靠，後來不需要掛靠了，可直接向民政部門註冊。但是，許多服務弱勢團體的組織只要牽涉到維護權益，就很難獲批註冊。深圳一家工人服務組織創辦人李先生對中央社記者表示，曾有市級總工會主席明白表示，開放註冊「不是針對你們這些勞工機構的」。據他了解，勞工組織沒有一家註冊成民辦非企業，而是做工商註冊，以企業之名行非營利機構之實，在報稅優惠上會有影響。當前，中國大陸地方政府也在越來越多社福領域開放民間組織加入，類似台灣「公辦民營」的方式，但必須註冊成民辦非企業的機構才能拿到這些「政府購買服務」。珠三角一帶，製造業林立，工人眾多，也造成這一帶有較多維護工人權益的組織。但是工人維權組織難以註冊，更別提募款，因此多數都仰賴向海外NGO或外國駐中國大陸大使館提供的項目資金。李先生的機構只有3個人，一年向海外NGO申請的經費約人民幣20多萬（約新台幣100多萬），雖然不多，卻比沒有強。他說，由於中國經濟過去幾年的發展，國外基金會的海外項目已逐年減少對大陸資金的支持，轉投入其他更貧窮的國家。2017年1月1日將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境外NGO在中國大陸境內活動的資金來源、收付及帳戶管理作出嚴格規定，規定其代表機構的財務會計報告須經審計，並向社會公開。這意味著，境外NGO對大陸未經註冊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持可能會出現問題。更有甚者，根據新法，除了目前已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境外基金會或社會組織，未來境外NGO在大陸活動，只能採取設立代表機構和臨時活動兩種形式，臨時活動也須向公安部門備案。這表示，當前某些境外NGO只透過通訊與大陸NGO產生活動連結的方式，可能不合規。李先生說，4月底法案通過後，他和同行們都在討論未來怎麼辦，「觀望」最足以說明大家的態度。「執法者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中國，很多法律都是這樣的，平常沒什麼，一旦出事了才拿法管你。就看這個法要實施到什麼程度。」李先生轉述某些同行的想法。總部在美國的勞工權益組織成員林先生則明確告訴中央社記者，新法還有很多細節沒有確認，但如果是不被新法准許的，他們一定不會暗地裡做或鑽漏洞，因為沒有必要冒這個風險。至於是否考慮依照新法規定，未來在中國大陸設立代表機構？林先生說，不同組織可能有不同答案，他服務的機構在中國大陸業務量並不大，考量成本效益後，可能不會這麼做。新法的影響已經開始。一家在南方城市已經發展10多年的工人維權組織，創辦人魏先生告訴中央社記者，他知道已有德國和美國兩個組織取消在大陸的資助項目，為的就是要降低敏感度。從事工人維權運動，在中國大陸的確有可能成為十分敏感的事件。陸媒「財經」雜誌報導，去年12月3日，廣東廣州、佛山兩地有多達15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被警方帶走，其中包括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這3人隔天被刑拘，罪名分別是「涉嫌職務侵占罪」和「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據魏先生了解，這次事件和這些NGO協助勞工有關罷工的集體談判有關，「南方的這類NGO現在基本上是停滯的」。李先生說，這件事之後，為了組織的長遠穩定發展，他現在只做風險較低的服務，譬如爭取工傷補助及配合企業社會責任的工人培訓服務，而不做風險較高的培訓，像是教導工人代表做集體談判。國外基金會資助方對此表示理解。他說，「現在經濟不好，企業生存難，要搬遷、有補償金問題，所以政府不希望工人太強硬抗爭。」魏先生說，本土維權NGO必然要轉型。他所創立的機構，因為較具知名度，當地外商公司主動洽談合作，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承包單位，發展工人熱線和當面諮詢，也為工人舉辦紓壓的戶外活動，目前這是此NGO收入的主要來源。外商大多有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對員工做結合心理輔導和權益溝通的服務，但本土企業還沒有這樣的認識。此外，魏先生的組織在北京的分支機構，也在當地司法局授權之下成立調解委員會，為工人維權。魏先生說，他未來還是想要爭取註冊成社會組織，因為有合法身分，起碼可以爭取政府資源，至於如何能在合法身分下持續為工人維權，「這是策略性問題」，先生存下來才能談其他。1050918(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