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傳媒沒有點評這位政治人物的功過,
產品代銷
,不對照澳門與新加坡的賭業政策,
高雄港坐船吃飯
,不比較「糖果政策」(澳門的現金福利)與「鞭子管治」(獅城的嚴法鞭刑)的優劣,
全家斗
,反而突出一則「花邊新聞」──那個在總理家打了四十年工的自梳女傭憶述她的善良僱主。澳門的「婆仔屋」,
台中人力
,過去正是自梳女之家。二十世紀中葉,
保平安
,廣東順德地區大批農村女子不願屈從盲婚啞嫁,
超渡祖先
,盤起頭髮立志終身不嫁,遠赴外地當傭人,打工養活自己之餘,還匯錢回家鄉。父親說,那時候有親戚在南洋打工是件大事。在廣東小城,大家朝思暮想的城巿是香港和新加坡,不是說共同方言的廣州,也非遙不可及的紐約。澳門,只是通往夢想之都的一個中途站、一塊小跳板。每個人都有自家版本的雙城記,每個城巿都不免墮入雙城對看的關係。香港回歸以來眾多的本土論述,都隱約存在一個參照對象,新加坡、上海、北京、台北、深圳等,都可以和香港演一台戲。澳門當然也有自己的「雙城記」,主角不是貌合神離的葡萄牙里斯本,而是同樣經歷殖民和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憑著近年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香港的「雙城記」中好歹賺到一個小角色,讓香港看看這個「乖巧的弟弟」,再對照不斷撕裂的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參考學習,取長補短,在競爭中求進步,本來不是什麼壞事。但如果在「雙城」的邏輯中,僅僅思考如何讓一座城巿勝過別人,不惜窄化「好城巿」的定義和視野(諸如摩天大樓和大企業的數量),已經夠糟了;這還比不上「敵不動我不動」的不作為心態,更教人心痛。香港深陷前者的陷阱,澳門則緊抱後者的惰性。第三種思維方式是,「別的城巿可以,我們也一定行。」澳門政府派錢,我們的政府也應照做!德國可以廢核,我們的政府怎能說不!假若民粹主義追求不顧一切的移植模仿,不顧國際形勢,不考慮城巿的人力物力環境資源是否可以承受,這樣的雙城對看,沒有半點意義和好處。「今日澳門,明日香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論調,是民眾對命運共同體的警惕,政治家李光耀卻早就看破這種雙城關係:「五十年以後,你認為中國會讓香港有別於廣東嗎?」如果新加坡,把香港看成唯一的參照物和假想敵,僅僅以「贏」過對手為目標,而不是如李光耀所說,每天起來一直想「自己如何把國家變得更好」,那麼新加坡就不是今天的新加坡了。「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雙城記》中,愛情沒有絕對的勝利,倫敦也不比巴黎好多少。怎樣才算一座城巿的勝利?誰有資格定義所謂的勝利?跳開雙城對看的視角,縱觀世界反觀自身,我們也許能找到更好的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