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汝惠後來寫了一篇中篇小說《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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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裡傳誦一時。小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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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榮的化名是鄭克儉。那也是他在青年團的化名。
阿榮被毛叔叔一封電報召回上海。隨即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公館宣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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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為上海支團部第一分團幹事兼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社會科幹事。青年團的支團或分團各有幹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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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公司的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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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決策權。阿榮工作的重心在青年團，但青年團乃一地下組織，籌辦之初，經費並不充裕，阿榮微薄的薪水便從市黨部領取。
青年團的工作，簡單地說就是組織學生，宣傳抗日愛國思想，揭發汪精衛以和平為號召的國民政府為偽政府；同時也把重慶國民政府的消息及對日戰事實況告訴老百姓，因此被日本人及汪偽的特工組織「七十六號」視為眼中釘。青年團的成員初為學生，之後逐漸擴展到學校教職員及社會青年。分團下設區隊，區隊下又設分隊，區隊分隊數目不設限，每一分隊約五至七人；阿榮的工作便是負責指導第一分團各分隊的工作。
青年團的組織逐日擴大，工作也日益增加，所有工作的發展都要呈報重慶中央團部。一次，中央派柳克述先生到上海檢查支團工作，停留了數月，經常和支團部重要幹部及分團負責人見面開會，定期定時作行動工作檢查。柳先生規定了三十個項目由各分團分別執行，阿榮其時已是第四分團書記，被分配到六項工作。他親自帶了一位同志負責兩項，一是在行駛靜安寺路的雙層公車上散發抗日傳單，由大新公司上車到靜安寺站下車，任務必要在下午三點到三點半之間完成。某次，阿榮不巧在途中遭遇租界巡捕上車「抄靶子」，情急之下，他把傳單塞在車上售票員的袋子下，說，請幫幫忙。那人也會意，點點頭。算是逃過一劫。
阿榮的第二項工作，是在白克路卡爾登戲院旁的日本憲兵隊大門崗亭的背面，貼三張反日標語。阿榮和同志將標語裁得如手掌般大小，預先塗上糨糊，然後若無其事般經過崗亭後方，順手一抹，輕易達成任務。諸如此類小小冒險，讓他感覺既緊張又過癮。
青年團又設有秘密電台和重慶通消息。日本特務搜得甚嚴，且把偵測儀裝在車上，十分機動。發報必有聲響，在夜間聲響尤大。幸好一般百姓對這些「重慶份子」多抱同情態度，一有動靜總會通知，但仍免不了被破獲。於是便需要有人攜帶資料偷渡過日本封鎖線，到最近的自由區去發報。江蘇宜興的張渚和浙江杭州清波門外的場口最近，卻也要花上一天一夜方得抵達。阿榮曾多次被派往兩地，一向順利。
一次，他奉命陪同總交通龔蔚珍和第三分團的宣傳股長陳汝惠赴張渚。深夜二時在京滬線的常州車站下車時，遭日軍檢查行李，發現阿榮帶有五百粒裝的奎寧丸兩瓶；那是治瘧疾的特效藥，內地非常需要，是同志託帶的。日軍硬說是帶給游擊隊的，阿榮則辯說是要賣給常州的藥房。日本兵用電話請示後，問阿榮是哪家藥房，阿榮胡亂說了一家；那日本兵又和上級在電話上咕噥了半天，過了一個多鐘頭總算放他出站。把同行的兩人嚇得要死，阿榮也急得要命；因為他箱子的隔層和鞋底都藏有密碼，一旦被發現那就甚麼也不必說了。
待得天明，趕到宜興的徐舍又搭民船抵張渚。在辦事處正要開始工作，又有情報說日軍即將前來。匆忙收拾後，大夥兒上了隨時備用的小船，搖向富春江的桐廬。在江上捕了魚，在船上吃了晚飯，並住了一夜。一場虛驚後回到了上海。
陳汝惠後來寫了一篇中篇小說《三人行》，在組織裡傳誦一時。小說裡，阿榮的化名是鄭克儉。那也是他在青年團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