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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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部門是儲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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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直接與間接金融的中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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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金給企業部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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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企業應為主要的資金需求者。但從2009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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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從資金需求者轉為淨儲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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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金額龐大。在2004~2008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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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平均每年的儲蓄不足投資約為新台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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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億元，但到了2014年，企業的儲蓄反而超過投資達新台幣6，130億元，2009~2014年企業超額儲蓄累計達新台幣3.2兆元。因此當務之急應該是消除不確定因素，以增進民間投資意願，並考慮推動可提高生產力的基礎建設，以及政府正準備積極推動的都更，才是正本清源的作法。1971年美國前財長John Connally雖然說過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匯率是你們的問題，但是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逆差國與順差國皆應共同承擔責任。就美國的情況來說，2014年美國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現任哈佛大學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停止操縱匯率的辯論」為題，認為「美國會出現經常帳逆差是因為其國內儲蓄偏低」，而「既然美國採取非傳統貨幣政策使美元貶值，美國政府也沒有立場去批評其他國家操縱匯率」。再從短期資本移動的角度來看，當前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額已超過5兆美元，而全球每日貿易總額僅1，700億美元左右，只是交易額的3.4%而已。因此，當今絕大部分全球外匯交易其實與進出口貿易無關；而是市場參與者基於投資報酬率、匯率預期、風險意識等因素考慮下所不斷進行的國際資產選擇；因而不斷引發短期國際資本四處流竄，各國外匯市場與金融市場也因而大幅波動。再以台灣、南韓、新加坡為例，雖然基本經濟情勢不同，但同樣受短期國際資本移動的影響，以致於新台幣、韓元及新加坡幣對美元的匯率亦步亦趨；而三者股價的走勢，也呈現九成左右的高度相關。可見短期資本移動的影響力，既深且廣。若就台灣個別的情況而言，自1990年後，外資在台灣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2014~2016年10月底，外資進出匯市金額相對於銀行間外匯交易的比率為42.9%，大部分是由前20名的外資參與，占全體外資的36.7%。從股票市場與存款市場的角度來看，今年10月底，外資投資股市部位占全體上市櫃公司市值的32.6%，若再加計直接投資，占39.3%。外資持有國內股票、債券與新台幣存款餘額，高達外匯存底的73%。大量且頻繁進出的短期資金，常常干擾國內經濟及金融的穩定。尤其在全球各種主權基金、對沖基金規模日益龐大且影響力逐漸擴大的今天，外資不斷流進流出，對外匯市場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無論從全球或從台灣的角度，外匯交易都是一股相當龐大的力量。尤其台灣就像汪洋中的一葉扁舟，稍有不慎，一個巨浪就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而這也是央行一向對匯率問題十分慎重的原因之一。最後，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匯率問題。在國際金融的領域中，有個不可能的三位一體原則：匯率穩定、資本自由移動與貨幣自主性，三個都是重要的目標，但無法同時達成。這裏的貨幣自主性，係指一國能夠採取貨幣政策以達成國內經濟目標的能力。根據這個原則，在資本自由移動下，若想達成貨幣自主性，應該採取浮動匯率。很不幸，這個觀點是個迷思。2013年國際金融新銳學者Helene Rey發表學術文章「兩難非三難：全球金融循環與貨幣政策自主性」，從其跨國實證發現，大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會透過跨國資本移動波及其他國家，造成全球金融循環，嚴重影響各國貨幣、信用情勢，並使經濟脫離了基本面，以致貨幣自主性難以達成。因此，與其說是不可能的三位一體原則，不如說是全球金融循環與貨幣自主性之間無法調和的兩難；而應直接針對過度槓桿操作與信用成長的源頭，採取必要的行動，包括針對性的資本管制、總體審慎政策，以及限制金融機構的槓桿操作等。因此，在市場本質、對外貿易、短期資本移動與總體經濟等多種因素的考量下，我們選擇採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個制度介於固定匯率與自由浮動匯率之間；既避免固定匯率制度下無法適時因應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變動的缺點，又不會一如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下，經常產生匯率過度波動而有礙經濟的正常運作。這個制度下，原則上新台幣匯率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但若有不規則或季節性因素，導致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化，央行會維持外匯市場秩序。過去我們一直對外宣示此一原則，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瞭解央行對匯率的態度以及背後的涵義。(時報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