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
創業
，我還在離島出差時接到某位記者朋友電話:「台北市警察局在衛福部掛牌現場，
英語學習
，出動三百多名警力，
聽譯
，對付70餘位社運人士，
高雄清潔打掃
，是否逾越比例原則？」「要看情形。」我告訴這位記者一段往事。20年前千島湖事件發生時，
台中家具工廠
，我在芝加哥讀書，
5257
，台灣同學們申請在密西根大道的中國領事館前抗議。我們三百多個人，在人行道上繞行呼口號，燒鄧小平芻像，芝加哥市警察局只派了兩名嚼著口香糖的警察冷眼旁觀。我們絲毫不敢超越申請的項目，時間一到，也立即解散。因為雖然現場只有兩名警察，一旦我們違法，來支援的警察可立即使用有效的強制力，難保我們不會被騎警拿著警棍橫打驅離。
警察在群眾事件的現場使用必要有效的強制力，幾乎是所有國家的共識，但是台灣的警察對於國際同業們的專業作法只能夠暗自豔羨，是遙不可及的幻想。
在衛福部事件中，警察因為移送徐世榮教授，媒體與網路一片撻伐，紛紛指責警察濫權逮捕，使台灣有如回到戒嚴時代。到底真相如何？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7月25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針對大埔事件與衛福部案臨時提案，邀請警政署說明，大同分局的偵查隊長提出了現場的錄影說明，因為過去台灣農村陣線的陳抗地點多在中正一分局轄區，所以大同的員警並不認識徐世榮，台北市警察局目前處理陳抗的原則都是對於和平的表意自由，一律不去干涉，但是對暴力或其他危險動作，則必須進行處理。
徐世榮原來靜坐示威喊口號時，警察沒有制止或干涉，而是在總統車隊離開時，徐老師衝向車隊，警察才攔阻，而徐教授受阻後，就在路中央席地而坐，警察必須架離。這不論是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或刑法都沒有疑義。但是大同分局偵查隊在問完筆錄，向檢察官請示後，認為情節不嚴重，也沒有什麼嚴重後果，準備函送不必隨案移送，直接請徐教授離開。沒想到徐老師在諮詢過律師意見後，跟警察商量，他們進行社會運動，需要表述的機會，所以請警察把他移送，警察又向檢察官請示協調後，才把他移送。最後說是警察濫權逮捕移送，只能說警察事前沒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事後又沒有及時對外完整說明，以致社會大眾普遍對警察誤解。
昨天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上，是我第一次對於大埔事件有這麼深入的了解。副總統對於整個過程和協調經過與結果瞭若指掌，而且每一家的狀況，也並非如媒體偏聽的報導。可惜，激情的台灣不願靜下來把過程做理性探討。副總統昨天說了一句公道話，因為行政部門的溝通不力，前端作業時的說明或說服工作沒做好，現在讓警察疲於奔命，他很過意不去。
刑事法教授公開聲明中，說民眾的和平抗議行動不構成公共危險罪妨害公務罪，或汙辱官署罪，這不是個人專業領域，我無法置喙。最近在華光、大埔事件之後，由台灣農村連線發動的陳抗事件，訴求的形式越見激化，例如：潑漆、衝撞總統車隊、衝撞警察或阻絕交通等，在其他國家處理類似的陳抗，警察可以使用必要有效的強制力。在台灣，警察幾乎成了人肉盾牌，都是以徒手架離方式執法。每次處理陳抗，都有員警受傷，儼然已經成為嚴重的警察職災了。最近警察自裁案件頻傳，警察士氣低落，多與警察工作條件惡劣，執法環境不友善有關。
最近媒體幾乎都聚焦於洪仲丘案的報導，洪媽媽不忍仲丘冤死的心情我感同身受。看到我的學生們因為越來越頻繁、越激化的陳抗疲於奔命，不僅犧牲家庭，犧牲健康，最後還落個侵害人權的惡名，實在不忍。我也想效法洪媽媽的勇氣，為他們爭取尊嚴，追求真相。也懇求：彼亦人子，執勤的員警，有很多都是中南部的農家子弟，各位農運人士，相煎何太急！
（作者為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理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