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到新葡京賭場去上班。」這小鬼快狠準地回答我。「為什麼？」「因為爸媽都在舊葡京賭場工作。我也要當發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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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去最新的賭場。」小鬼可是一臉自豪。「可是等到你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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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都變舊的了。」「說得也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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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時候就去新新葡京上班好了。新賭場不是一直在蓋嗎？」我不能肯定澳門的賭業能不能繼續繁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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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到他長大後還有多少賭場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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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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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時代的小孩都躲不過類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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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寫作課上被強迫寫過「我的志願」之類的八股文章。自小立志是一件好事，但一個五歲不到的小人兒，早早就想好自己要到本地的什麼機構上班，聽起來還是滿可怕的。可是大人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立志當發牌員沒有什麼不好，我的數學跟心算法糟得一塌糊塗，手又笨拙，博彩從業員資格絕對考不上。這五歲的小孩好歹比我有志氣，想當年我像他那麼大的時候，只想從事「黑道相關的地下產業」，不顧老師們的嘲笑，把「我的偶像」填上「孔明諸葛亮」幾個大字。作家三毛在《拾荒夢》中說過她的志願，還在作文課上不以為然地大聲唸出來：「我有一天長大了，希望做一個拾破爛的人，因為這種職業，不但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同時又可以大街小巷的遊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遊戲，自由快樂得如同天上的飛鳥。」被老師丟來一個黑板擦，畫上幾個大紅叉以後，三毛把職業理想修改為「做一個夏天賣冰棒，冬天賣烤紅薯的街頭小販」，最後再被迫重寫為「我長大要做醫生，拯救天下萬民」，才被批了個甲的評分。人們總是以為父母的職責僅僅是讓小孩贏在起跑線，卻忽略了「多元」是更重要的競爭力，「父母官」的工作其實也是一個道理。職業不分貴賤，但如果社會把起點都預設在一個固定的低點，就很難期待多元發展或經濟突破的可能。社會總是高呼口號讓年輕人做夢，卻不給予他們追夢的空間，當香港小孩只想長大當律師醫生股票經紀，整個澳門的男女拚半生精力只想考上公務員或賭場發牌員，不見得是大家天生沒志氣。在澳門這個連推動「經濟適度多元」都甚為困難的小城，結構性失業的陰霾從未離去，所以每當我看到白領朋友們只沉迷於臉書上那些按九型人格設計的職業預測小遊戲，為別人「告訴」他「應該」當「雕塑家」或「科學家」而樂上半天時，總感到一絲透背的涼意。三毛寫「我的志願」的年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在時刻準備反攻大陸的形勢下，容不下一個只想拾破爛的小孩。換了今天「兩岸聯手，賺世界的錢」的發展邏輯，小孩有志於拾破爛也沒有什麼不妥的，搞不好可以帶起兩岸的環保產業。再進一步想，青年人想開咖啡店也沒有什麼，但一個國家的青年都想開咖啡店就很可怕了，然而，這都比不上一國的父母都只想自己的小孩開咖啡店，或青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可以幹什麼來得讓人恐懼。，